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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明清笔筒

时间:2013-06-06 11:18:43  来源:艺术信息网  作者:www.yishuxinxi.net

      笔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现得最晚,大致到了明朝晚期,文人的案头才设置笔筒。这与一般人的想象有些出入。笔筒造型简单,一般口底相若,呈筒形,少有大的变化。比起其它文具,笔筒简单而实用,可在明朝中叶之前,文房用具中却没有笔筒。

      笔筒的前辈大致有笔架、笔床、笔格几种。唐诗人杜甫在《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》一诗中有“笔架霑窗雨,书签映隙曛”之句,读来小景美不胜收。笔架何样?宋朝鲁应龙在《闲窗括异志》中有准确描述:“远峰列如笔架。”这使人对宋人案头常置石头有了功能上的了解。宋元明清大量传世的笔架山,应该就是置放毛笔的一种文具。唐朝的另一位诗人岑参在《山房春事》诗作中又有另说:“数枝门柳低衣桁,一片山花落笔床。”床为卧具,显然笔置于笔床定为平放。明人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笔床条中称:“笔床之制,世不多见,有古鎏金者,长六七寸,高寸二分,阔二寸余,上可卧笔四矢。”具体而形象。这类笔床,文震亨批评说:“最不美观,即旧式,可废也。”

      笔格其名古涩,《长物志》称:‘笔格虽为古制,然既用研山,如灵璧、英石,峰峦起伏,不露斧凿者为之,此式可废。古玉有山形者,有旧玉子母猫,长六七寸,白玉为母,余取玉玷或纯黄纯黑玳琩之类为子者。古铜有鏒金双螭挽格,有十二峰为格,有单螭起伏为格。窑器有白定三山、五山及卧花哇者,俱藏以供玩,不必置几研间。俗子有以老树根枝,螭曲万状,或为龙形,爪牙俱备者,此俱最忌,不可用”。据此可知,笔格为石、玉、铜、瓷、木等材料所制,式样不外乎山形,或各类演变成有起伏者均被视为笔格,与笔架式样及功能大同小异,可视为别名。

      笔筒的产生
      以目前已知的实物论,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嘉靖朝。明晚期人屠隆在《文具雅编》中仅提了一句笔筒:“湘竹为之,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,余不入品。”

      文震亨《长物志》明确指出了笔筒的古制:“鼓样,中有孔插笔及墨者,虽旧物,亦不雅观。”文震亨在万历年间已将此类笔筒视为旧物,可见其生命力之弱。这类一方三圆(个别也有四圆)孔的鼓形文具,很长时间名称混淆,功能说法不一。据此,我们可以知道,这就是笔筒之祖,与后来大量生产的笔筒大相径庭。

     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,这类古制笔筒,都出自明嘉靖万历时期,上推正德,下接天启,尚未发现有形制相同者,由此我们们基本可以推断笔筒的大量生产从明朝晚期始,这与存世文物也相吻合。

      《长物志》中笔筒条称:“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,然难得大者。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,俱可用。”这次文先生弄错了,宋定窑绝无笔筒,如确有竹节式样的筒形瓷器,也不会是笔筒。如确有竹节式样的筒形瓷器,也不会是笔筒。因当时还没有笔筒。这在大量的宋画中可以印证,从未发现案头有笔筒陈设。至于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,也应是以讹传讹,明末喜在瓷器上属前朝款识,以宣德成化最多,如有宣德款识笔筒为文震亨亲眼所见,也不过是寄托款罢了。文震亨不是文物专家,错误在所难免。景德镇近年出土了十数万件御窑瓷器,明中期之前未见笔筒。

      需要指出的是,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9年在台湾举办了《宋官窑特展》,并出版了展览图册,其中第62号展品《官窑粉青笔筒》,年代定为北宋。此笔筒紫口铁足,釉面莹润,美丽无比。底足修胎规矩,施酱釉。底部錾有清乾隆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:“瓶碗官窑亦恒见,笔筒一握见殊常。宣和书画曾经伴,南渡兵戈幸未亡。火气全消文气蔚,今人如挹古人芳。不安铜胆插花卉,拈笔吟当字字香。”此诗作于乾隆癸卯年,即1783年。这一年乾隆皇帝七十三岁,他心血来潮作的这首充满打油味道的诗,把这只笔筒定了性,即此笔筒曾为宋徽宗所用,当为北宋之物。其实,这只笔筒最早也不会早于雍正一朝。图册前言中也称:“展品62号笔筒,……依风格来看可能是清朝之物。”如果作者知道宋朝根本没有笔筒,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。

      1990年,在北京故宫博物院,举办了第一届《中国文物精华展》,并也出版了展览图册,其中第142号展品《牙雕踢球图笔筒》,年代也定为宋朝。这只象雅雕刻笔筒,从画面上看,与明末徽州版画无异,制式与刻工也与同时期常见笔筒相同,当为明末之物。定为宋朝,同样错了。

      笔筒的发展
      以文献记载,笔筒应该是竹木制在前,瓷制在后。朱松邻生活于嘉万时期,为嘉定派竹刻始祖,所存真迹罕见,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。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笔筒,老松仙鹤虬劲古拙,定为朱氏仅存真迹。此笔筒作于1571年,为隆庆5年。此为已知最早的带有纪年的笔筒。

      《长物志》也称:“(笔筒)湘竹、棕榈者佳,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,紫檀、乌木、花梨亦间可用。”花梨即黄花梨木,明式家具常用之良材。由此可知,明末竹木笔筒大兴,品种极多。从工艺要求上看,也比瓷制少有限制,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,获取实惠。所以,竹制笔筒各流派争雄斗艳,木制笔筒式样层出不穷。

      明末,由于政权不稳,文人厌恶政治,逃避现实,大兴奢侈靡烂之风,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。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,异军突起。文人雅士,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。据《广志绎》载:‘如斋头清玩、几案床榻,近皆以紫檀、花梨为尚,……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,海内僻远皆效尤之,此亦嘉、隆、万三朝为盛。至于寸竹片石,摩弄成物,动辄千文百缗。”这一时期,文人自制成癖,工匠穷极工巧,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,“几成妖物”,令今人叹为观止。

      传世笔筒中,竹木牙等材料制成的笔筒明末很多,可以认定万历年间的亦不在少数,然瓷制笔筒万历年间的几乎不见,唯崇祯一朝大量出现,且精美无比。
      竹木牙一类笔筒,大都出自文人的喜爱,取之自然。文人亲自操刀的亦不在少数。留下姓名的名家有许多,朱氏三杰、濮仲谦、张希黄,代表着明朝竹雕的三大风格。入清以后,人才辈出,竹雕木刻技艺无不精绝。

      而瓷制笔筒,没有留下工匠之名,书写制做年款的却不少见。这似乎与竹制笔筒属款之风有着某种联系。明代瓷制笔筒,目前仅见青花,绘制技法一反万历草率之风,工细之极,不让画家,足见文人对笔筒之重视。

      入清以后,笔筒材质更加丰富,瓷制品种骤增,应有尽有,至康熙时期达到了高潮,雍正乾隆时期风格变幻多样,仿生品种迭出,粉彩美仑美奂。

      青花瓷自元朝在景德镇始烧起,迅速成为中国瓷器主流,青花笔筒当然也就成为笔筒的最大宗。康熙一朝,社会走向安定,明末清初祈求色彩题材减少,追求平和安逸的作品增多。康熙青花笔筒,以人物故事、花鸟山水见长,为雍乾之后力所不及。

      彩瓷艳丽,各类彩瓷均发挥长处,粉彩柔和,五彩热烈,斗彩华贵,墨彩雅致,矾红彩描金富丽……各类彩瓷利用其优势,制成笔筒,美不胜收。

      颜色釉进入康熙朝,无论高温釉低温釉,发挥得淋漓尽致,高温釉之亮丽热烈,低温釉之柔和文雅,其表现力前所未有。两种颜色以上的复色釉,也大胆创新,仿木、仿石,顺其纹理自然,色彩变幻。

      其它竹木牙漆,水晶端石铜玉等材料统统被工匠所利用,竹制为最大家族,流派名家辈出;木雅随竹刻家走远;漆制也随心所欲;至于硬质材料,玉石、金属等,在工匠手下随意设计,化坚硬为柔软,至今看来仍属鬼斧神功之技。中国文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注重个人品味,追求生存格调。这种格调与品味的追求,即使反映在笔筒这么 简单的文具上仍然千姿百态。一个小小的笔筒,置于案头,帮助文人叙说他的审美心境,同时,也向后人展示了他们的非凡才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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